蒋宏：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

　　作为一种通讯工具，手机最了不起的功能就是让人类获得了新的交流方式：人们可以在移动中和他人保持联系。然而，现实很快就证明，手机赋予人们的绝不仅仅是空间移动的自由，这种在以色列被称作“神奇电话”的通讯工具，确确实实留下了许多神奇的故事。登山遇险者用它发出求救的信号而终于获救，“911”事件中美国联和航空公司第93号航班上的乘客靠它获悉世界贸易大厦被恐怖分子攻击，促使他们采取行动同恐怖分子搏斗，最终把“911”事件的结果定格在如今的历史上。2005年4月，在上海等地区发生的涉日游行中，手机发出的呼叫，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把数万人聚集到了一起。“如果说移动性是手机使人获得的利益，那么移动性同时又是责任的源泉。”xiv除了带来新的通话方式以外，手机还让人们体验了它不断焕发出来的影响社会的力量。它其实已经创造了一个奇迹：从通讯器材跃升而为社会动员的新工具。
　　
　　美国政治学家卡尔·多伊奇率先用社会动员来描述现代化过程中个人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在他看来,社会动员是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发生全面变化的过程,这种全面的变化是由经济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大众传播的普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流动的增加等社会变化所引起的,这些社会变化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其中，社会成员个人从工作、居住和交往到个人对自己的身份和社会组织的认同与期望的变化是这个过程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方面，因为它对群体结盟新方式和个人身份的新观念直接相关。xiv

　　众所周知，最初的手机是富人的奢侈品。“大哥大”使富人拥有更多的面子和生活方便。然而，随着手机的逐步普及，当手机变得可以比较轻松占有的时候，一张新的联系更为紧密的人际网络形成了。流动的人靠着手机维系着他们的联系。人们可以不断地改变职、工作、居住地、社会环境……但是，只要他们愿意，通过手机，他们可以抹去各种其他“移动”带来的不便。手机不但是人们日常思想、经济、生活的维系者，也是他们“群体结盟的新方式”。通常情况下，每个使用手机的人都有这样的体验：一旦有需要，手机是你动员自己社会资源最有效、最迅速的工具。而当所有人的手机都成为连接自己社会力量的热线时，一个个社会群体就会随着手机的电波连接起来。
　　
　　和阅读交流不同，口头交流是人的天赋才能。所以，当廉价手机使得社会低收入群体也可以比较轻松拥有时，信息流动的速度和量都会发生新的变化。美国历史学家布莱克更为直接地指出，社会动员是一个国家中大批人口的现代化过程。“社会动员是现代社会中大批人口从其传统的农村住所自然迁居的必然结果,也是人们通过通讯手段的大大扩展而提高了对国家利益方面以及外部更广大世界的认识的必然结果。”这种全面变化是有方向的,即社会成员在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上的新旧交替。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把社会动员当做一种政治发展的手段,他注意到了社会动员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密切联系,认为社会和经济的变化,如城市化、文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工业化以及大众传播的扩展等,使政治意识扩展,政治要求剧增,政治参与扩大。
　　
　　稍微了解大众传播历史的人都清楚，报纸、电台和电视，都曾经是并且现在还是社会动员的有效工具。现在，手机也加入进来了。上个世纪20-30年代，报纸是工人启蒙的好教材，只是许多不识字的工人必须在集中地点和集中的时间听他人一次次的读报，才能完成自己的思想转变。而现在，手机极大地拓宽了文化程度不高的人或者文盲了解外界的渠道，并且，在交谈中完成的启蒙，有着自己独特内涵。“每一种形式的交流都有其对应的社会团体。从演讲者到听众这种传统的交流方式对应的社会团体是群体；以报纸为开端的现代交流方式对应的社会团体是公众。每一种形式都有其特定的领袖。”即使某个手机的使用者靠手机接受别人的启蒙，他也可以转而去启蒙他人。手机往往一头连着信宿，一头又是信源制造者。
　　
　　由于手机以网络形式展开交流，它如何推举自己的“特定领袖”，目前还缺乏具体的个案研究，简单断言并无意义。不过，作为一种新兴的传播工具，它已经露出与众不同的一些特性。就推进社会动员而言，手机既有别于报刊、广播和电视等的大众传媒，也不同于口口相传的人际传播。大众传媒推进社会动员的方式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树立公众典型，设置、主导中心议题，掌握、控制舆论，“唱响主旋律”；二是通过大众传媒，对公众进行意识培养和灌输，引导受众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众传媒相比，人际传播参与社会动员的效率和功率都要差许多，信息传递速度慢，保真性、积聚性差，但亲和力强。
　　
　　作为信宿的媒介，手机和报刊、广播和电视等的大众传媒一样，能让使用者同主流媒介所设置的中心议题保持同步，能够加入到“主旋律”的合唱中。作为信源的媒介，手机和报刊、广播和电视等的大众传媒不一样，它能让使用者成为独立于主流媒介所设置的中心议题之外，甚至能够吟唱几曲和“主旋律”不合调的小曲，形成独特的舆论场。这个舆论场既能像大众媒体那样有相对集中的议题，又能像人际传播那样，在传播过程中充满了亲和力。在一些特殊的人群中，比如以大学生为例，手机往往是他们的第一信息来源，手机形成的舆论场能常常够覆盖报刊、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媒合力形成的“主旋律”舆论场。毫无疑问，和手机相比，报刊、广播和电视的传播力量是强大的，但是，当广播和电视在宣传自己设置的中心议题时，大学生往往要么在晨读和自修，要么在上课。而如果不去阅读，报刊上刊登的信息就等于零。我们曾在上海交通大学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年级及一些选修课上作过一些调查，结果发现，学生读报的主要兴趣点在体育、娱乐和国际时事新闻。而对新闻评论等舆论导向信息很少阅读，有些同学己经养成不看头版头条的读报习惯，更有不少同学在大学期间没有主动看过一次《人民日报》。这就是在某些特定事件中，主流媒体开足马力宣传的内容，却被一条“短信”覆盖掉的原因之一。
　　
　　手机是移动的通讯工具，这个简单的事实对手机成为社会动员重要工具至关重要。“手机是媒介移动性的典型代表，因为它既容许接收信息(像书籍和半导体收音机一样)，又能够生产信息(像柯达照相机一样)，而且它可以立即远程收发信息(犹如半导体收音机)，且能够容许互动(不像过去的任何媒介)。这些唾手可得的能力的必然结果是：我们脑子里的内容，包括思想、冲动、方略，可以信手拈来，只剩下最后实现这一步了。在无所不在的交流的世界里，思想和理念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初期的动电话严格地说只是一种单维的媒介——一个微型的公共电话亭，可以放进肥大的衣袋或公文包里。和公共电话亭一样，那时的移动电话些特征――书籍、报纸、杂志、可视电话、收音机、照片、电视等的特征之后，就交流而言，手机就变成了家庭外面的家庭，一个移动的家庭，一个微型的便携式的家庭，一个可以漫游的媒介之媒介。它可以满足我们交流的需要，哪里都行，无论我们是在哪里，而且是不用推迟的。”

　　从形式上说，除了手机之外，生话中一些媒介也有移动性，例如，移动电视、袖珍收音机、口袋书、MP3等，但是，在内容上，这些媒体的移动性和手机相比，就有着质的差别。前者所传播的信息是针对大众的，而手机所传播的信息主要是为每个人特制的，尤其是通过熟人发转的信息，几乎就像现代战争中的“定点清除”，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同时,由于熟人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群体，信息的流通过程比较顺畅，尤其是导向性的意见容易获得认同。因此，在社会动员中，小小的手机往往能迸发出异乎寻常的力量。据官方报道，2005年上海涉日游行的参加人数是“数万”。不言而喻，用手机给数万人传播一个特定的信息，在技术上一点困难也没有，但是要对数万人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就决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手机轻松地完成了成千上万人的社会动员会工作，把数万人突然之间召集到一个地点，从事同一件工作，或者把几十万、上百万的人联合成各种“粉丝”，对某件事倾注巨大甚至是疯狂的热情，让许多亲眼目睹了它神奇功能的人大感意外。从某种角度所，手机的社会功能才刚刚显露出来，而且，随着它自身的技术功能的增强，它的社会功能也必然会同步增强。早在上世纪初，西方学者在研究人类交谈行为时就曾指出，交谈可以丰富一个社会的知识和语言；交谈是绝对权力的克星：“在交谈的作用与观点的改变之间有一条紧密联系的纽带，权力的变化正是依靠这条纽带。如果观点的变化很小、很慢或者说几乎保持不变，那么交谈肯定是不经常的、有保留的，或交谈的话题只局限在一个很窄的范围内。如果观点的变化很大，关于观点的辩论很激烈，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么交谈肯定是经常进行的，交谈的内容大胆而不受束缚。”
　　
　　当手机刚刚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时，它还是一个笨拙的、昂贵的即时谈话工具，但是，它已经大大增强了人们的交流频度，因而，为后来各种社会改变奠定了基础。如今，当文本、图像、影像传输等等功能，又成为手机越来越普通的“基本配置”时，它身上与生俱来的社会动员功能也将自动“升级”。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手机的社会动员功能，既是现实提出的课题，也是科学研究不应回避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