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巴老现在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想起他对冰心讲过的话:有你在,灯亮着。
2004年2月17日中午,上海来电:巴老病重。我受命乘下午飞机直飞上海。在机场候机时,我与上海取得了联系,得知巴老的命运接受着一次巨大考验,生命危在旦夕,医生正在全力抢救中。
飞机由于机械故障,要延误一小时起飞,买的是打折机票,不能更改航班,心情再急也没用,只有耐心等待。坐在硬冷的候机大厅的座位上,不禁想起了往事。
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巴老,那是在1979年4月,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在“文革”的废墟中刚刚恢复,第一次派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法国,团长是巴金。当时,我在外联部帮助办理作家团的出国手续,直觉告诉我,这次一定可以见到这位早已仰慕的文学大师。巴老长期生活在上海,北京见到过他的人并不多,那时感觉巴老离我们很远。
我办好了代表团的出国手续,拿着巴老的护照想亲自交给他。当我来到巴老下榻的和平饭店的客房门口,刚好房门开着一条缝,透过门的缝隙,我看到一个老人背对着我,坐在窗前的桌旁正在潜心读书。这时,我感到一个文学巨人离得又是那么近。我有点不知所措,这时候进去是否会打扰他?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代表团的翻译刚好路过,我说明来意,他善意地说护照由他转交,本来设想的与巴老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就这样轻易地失去了。
那时,尽管看到的仅仅是巴老的背影,但就是这个富于魅力的背影,20多年来一直鲜亮地烙印在我的记忆里。
1991年5月,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召开全国青年作家代表大会。开会前夕,筹备组领导让我问问巴老,是否可以给大会发一个贺辞,以勉励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作家。我没有把握,只是答应试试看。
两天后,当时在杭州养病的巴老就用电传的方式,把贺辞传给了我。会议开幕那天,大会主持人首先宣读巴老的贺辞:“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话音刚落,暴风雨般的掌声震撼着整个会议大厅,大会一开幕就进入了高潮。主持人几次要宣读下面的祝辞,都被经久不息的掌声所淹没。
因工作关系,与巴老接触的机会较多,每次和巴老在一起,我有一个原则,就是绝不谈不愉快的话题。巴老说:“你是个快乐的人。”听了这话,我很高兴。
1993年10月,我从杭州回北京,临走时巴老把我叫去,非常关切地问:“葛洛同志现在怎样了?”当时我有些发愣,因为在杭州的十多天里,尽管与巴老朝夕相处,我一次也没有提到过正在生病的葛洛同志。我问巴老:“您和葛洛同志熟吗?”巴老说:“不很熟,我知道他是个好编辑。”在谈话中,我知道了一个好编辑在巴老心中的分量。我如实地讲了葛洛同志癌症已到晚期,病情危重,巴老听了,沉默良久。
回到北京,我立即按照巴老的嘱托,备了一个花篮,去看望在陆军总院住院的葛洛同志。我说:“巴老听说你病了,很关心,巴老说你要坚强,要有战胜疾病的勇气,希望你一天一天好起来。”葛洛同志动情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他拉着我的手说:“你告诉巴老,谢谢他,谢谢他记得我。”葛洛同志终于没有抗争过疾病,不久就离开了我们。
1999年2月,巴老的病情突然恶化,我受命赴上海。当我从北京来到上海华东医院时,巴老已经在抢救室里。我们在外面等待着抢救室里面的消息,时间在流逝着,我们的心情也越来越焦虑。
为了挽救生命,医院断然决定要对巴老施行气管手术,医生说这是生存的唯一希望,巴老女儿李小林同意了手术并签了字。但是,抢救室里却长时间没有动静。一会儿,医院领导从抢救室出来,心急如焚地说:“巴老拒绝治疗,拒绝手术,要求安乐死,要求把给他用的药用在更需要救治的人身上。”
时间一分钟一秒钟地过去了,巴老的生命在慢慢失去。医院领导和主治医生一遍遍讲述手术的必要性,巴老又一次次地回绝着,后来,巴老索性闭上了眼睛,不再做任何表示。主治医生只好握着巴老的手,说:“巴老,我们希望您同意手术,大家都在等待着您做出决定,如果您同意了,就用力地握一下我的手。”
就这样一直沉默着,巴老的生命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当时抢救室内外的时空真好像是凝固了,大家急切地等待着巴老做出决定。
终于有了结果,巴老说:“好吧,从今天起,我为了你们大家活着。”并用力地握了一下医生的手……
这次重返上海,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落地,天色已晚,我拖着简单的行李直奔华东医院。我看到李小林他们全家都在,眼睛里噙着泪水,上海作协的同志也在,心情很沉重。病房里,医生和巴老在与死亡搏斗着;病房外,大家心中齐声呼喊着:巴老,加油!二十世纪末的同样情景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所不同的是,二十一世纪的巴老刚好满一百周岁。
当巴老现在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想起他对冰心讲过的话:有你在,灯亮着。现在,我们不但可以感到又一盏明灯在点亮着,我们还同时感到人间的温暖和人间的真诚,还能聆听到他要“讲真话”的呼唤在大地间回响。
巴老总是能够创造生命奇迹的,他的独立思考、正确地对待历史和自己的精神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巴老说:是读者养活了我。他热爱这个国家,热爱人民,他在平凡中透着伟大和高尚。
是的,我们需要巴老,不必再去寻找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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