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0年前的一次访谈中，其时90岁高龄的巴金老人曾被问道：在年轻时想像自己到90岁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情况呢？老人的回答很认真，也很诚恳：我想搞事业，想给人类带来更多的好处。(见陈思和《巴金写完<随想录>以后》)

　　“文革”后的巴金，用劫后余生来形容应不为过。那10年，在他看来真是一场噩梦，在这场梦中，他失去妻子、朋友。内心的伤痛是如此难以愈合，以致在夜里他会听到死去的妻子悲切的哀哭声，他会在睡梦里见到冤死的故友，他的悲伤都一笔笔地写进了《随想录》及随后的文集中。从1978年到1986年间，巴金写了150篇随笔式的短文，这些文章最初发表在香港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上，后由香港三联书店结集出版。五卷本的《随想录》如果只是一个侥幸从灾难中生存下来的老人的喃喃自语，那么今天的巴金也就不会是如此光彩夺目。

　　真诚，是人们阅读巴金时最多的感叹；讲真话，也是巴金在生命后期对自己最大的期许。然而多少人能看到，在《随想录》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向人们袒露的那颗仍怀着惊悚和颤栗的心？从噩梦中醒过来的老人，无法坦然直面那些在灾难中永远离开的友人，他们在阴寒的坟墓里冷冷地望着他在鲜花和掌声中穿行。他们死了，他独自活着，在痛苦和愧疚中活着。尽管这痛苦镶着金边，这愧疚戴着花环。

　　很多人都不大愿意提起“文革”中的经历，一位学者曾在演讲中说：我不能提起“文革”中的往事，内心的创痛太深了。每个从那场浩劫中走出来的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告别方式，然而，那么伤痛的记忆真的能够轻易告别吗？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写下这些文字的老人，把内心最焦灼的一面撕裂开来给人们看。你或者可以说他忏悔得不够彻底，你也可以说他忏悔得太迟，但是，我们却无法不震惊于这灵魂深处的软弱和痛苦。“人可以接受荒诞，但是人却不能活在荒诞之中”(马尔罗语)。1938年的上海，年轻的他曾经豪气万千地宣称要做一名战士，要毫不退怯地向黑暗中的魑魅魍魉开战。20多年后，还是在上海，当他真的被命运推上前时，内心苟延残喘的念头却是如此强烈，甚至容不得他有思考的余地。命运设下最残酷的圈套，而爬行在荆棘上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当巴金发现曾经激烈批判过的“觉新”式性格居然在他自己身上“复活”时，当他发现在时代的疯狂面前人性是如此不可靠时，当他与灵魂阴暗的那一面碰撞时，内心的惊悚和恐惧该向谁诉说？其实，老人应该知道，咀嚼苦难远比担当软弱容易。

　　晚年巴金是孤独的，他被高高地供奉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成了一个象征式的符号：“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成了知识人的楷模。好像没人听到他鞭打自己灵魂时的悲声，好像没人知道他面对灵魂卑鄙一面时的颤栗。他说：长寿是一种惩罚。

　　他心念之的“文革”博物馆到底还是没有建成，随着城市扩张性地发展，地皮越来越宝贵。躺在医院里的老人，也早已无力追问此事。

　　我们这个时代感谢巴金说了真话，我们感谢一个作家表现了最起码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