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讯】中国一代文学巨匠巴金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无数人扼腕叹息。
一个人走了，中国文学一个时代最后的象征随之终结。回眸间，老舍罹难，曹禺西去，茅盾羽化，而今巴金又辞世，使得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基本建立起的“巴（金）、老（舍）、茅（盾）、曹（禺）”并称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豪时代曲终人散，也给当今中国文坛、中国读者留下了一片无文豪、巨匠相伴的空寂和青涩。
《家》《春》《秋》书香犹在，《随想录》慧语存耳，但天空已无巨星的光耀、灵翅的扇动。在无尽的追思和缅怀中，中国文坛就这样走进了一个“文豪后时代”，而失去了巨人厚重的存在和身影的遮掩，中国文坛多年来的隐忧就实实在在凸显为视野里的一片斑驳，刺痛起我们反思的神经。
反思一：心态的浮躁
在绵延半个多世纪的笔耕岁月里，巴金为读者而写，而活。他的写作几乎没有因为名利的沉浮而虚浮。作家陈村说：他是那一代人的一个榜样，他很本色，从年轻到年老，一直不懈写作，像我们还会为别的事情干扰，他不会。
巴金的文学创作和做人精神给当今的文坛、文学工作者，给从事文学创作的人提供了一面镜子。而在这面镜子的映照下，现今的文坛显现的却多是急功近利的浮躁。
在拖延了1年多后，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于今年4月11日揭晓，5部作品在诸多的争议和炮轰中最终上榜。有人指出，茅盾文学奖历届都很难产，这实实在在反映出的是中国文坛内相互不服气，但谁都拿不出哪怕半部让人肃然起敬的作品，这就是中国文坛“矛盾”的现实。
拿不出好作品，是因为写作者越来越急功近利。近年来，中国文坛佳作鲜见，然而却总是话题不断，作家经商热、“触电”热、改编热此起彼伏，人们关注文学新闻往往只能在娱乐新闻里发现一些花边的踪迹。
有人叹息：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势呀。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柳建伟说，近年来，不少知名作家开始担任影视剧编剧、导演和制片人，有的已经是成功的“文化商人”了。
名、利的诱使还能让几个中国作家沉静于纯粹而光明的创作？浮躁，一遍遍地让他们寻找着出名的捷径、在影视制作商的口袋里幻想着利益的分配。
反思二：内容的恶俗
诗人、散文家邹静之评价说，通过巴金的作品，我了解了那个时代的家庭，精神风貌。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应从网络文学的表皮走向内心深处，那里肯定有让我们感到新鲜、惊讶的东西。
邹先生话的实质是，在这层毫无深刻内容的表皮下面就是两个字：恶俗。
成年作家们在恶俗，他们走出书斋迎合着影视商的口味，编造着一些对社会毫无价值的“戏说”和“大帝”，而新生代也在恶俗，以一轮轮的“美女作家”“情色释放”“某某后作家”刺激着人们的感官。
文学评论者一遍遍唠叨：在当今中国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壮丽时刻，中国作家如果写不出哪怕半部反映时代气息和风貌的传世佳作，真是愧对良心了。
但，一个群体如果失去了厚重的历史感、使命感和责任感，沉湎于“卖字换钱”的简单劳作，在市场的“买方市场”主导下，无法拒绝自己恶俗化的蜕变。
总是话题不休的中国文坛，虽然纷乱，但文学在一般人的心中还是比较神圣的。而这种神圣，在当前越来越熟练直至恶俗的商业操作下化为一种轻浮的泡沫。
热闹的市场背后，有人不知不觉赚到了盆满钵满。在风中叹息的，唯有失去神圣化、沦为恶俗的文学。
反思三：信仰的飘零
作家刘心武认为，巴金总是在作品中向读者展示信仰的力量，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太阳、圣火、明灯等能给读者带来信心与力量的意象。特别是他对“讲真话”的执著追求再度显示了作家精神世界的力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巴老就是中国作家的良心。
也就是因为良心，很长时间以来，百花齐放的文学创作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块高地。而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今，时光已经流逝近30年，文学创作也自有其鲜明而厚重的轨迹。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写实主义、先锋派、新历史主义等各种文学思潮和流派，都在竞相争锋中成就了中国文学的光荣。
而现在这块高地上却有些寂寥。大师们必然的陨落，只是折射出中国文坛的尴尬：时代巨著的缺失、青春文学的苍白、儿童文学的薄弱……这一切都是由于信仰的飘零，写作者不再坚持甚至没有自己神圣的信仰，读者也因为作品中无法带来真实的信心和力量而怀疑作品传达出的信仰气息。
文豪已逝固慨叹，但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大师的离去而让与他并存的文学精神渐行渐远。中国文坛上现今虽然杂乱和孱弱，但毕竟深刻的历史反思和蕴涵壮志的改革正在前行，也不妨让我们期待其在逐渐成林中冒出参天的大树。新华社记者邬焕庆
巴金数次婉拒“诺贝尔”
这个月中旬，世界文坛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花落英国作家，另一件则是中国痛失文坛泰斗巴金。把这两件事放到一起说是有原因的。据了解，巴老一生中曾有数次机会角逐诺贝尔文学奖，但淡泊名利的他却一再婉拒了该奖项的提名。今天，我们列举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几次缘分，目的就是为更深刻地感受这位泰斗人物的淡泊名利。
受提名差点蒙冤
不仅是中国文坛，在世界文坛上，巴金的作品都一直享有美誉，也正因为此，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诺贝尔”就向巴金发出了邀请，但没有想到，这次邀请却让他遭受了一场“不白之冤”。当时，中国还处在文革时期。一天，当权者突然宣布，国外有动作，上海文艺黑线要大回潮，要加紧大批判，巴金赫然在“黑名单”之列。对此，巴金摸不着头脑，长期不与外界通信息，什么时候又和“国外”扯上边呢？直到1977年，他收到旅居海外的著名女作家凌叔华从英国写来的信，谜团这才解开。在信中，凌叔华表示，她曾向海外介绍过巴金和茅盾的作品，巴黎文艺团体推举两人竞选诺贝尔文学奖，她因此写信来搜集巴金的作品材料。巴金这才明白，原来是被“外国人”推荐“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才蒙受“不白之冤”的。
国际笔会上成焦点人物
也就是从1976年开始，以后几乎每年的9月下旬，巴老家总要收到来自海内外关心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最热闹的还数1984年，那年上上下下都在传说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将在亚洲作家中产生，中国作家巴金和日本作家井上靖都是候选人。当时，巴老正在日本东京参加第47届国际笔会，有不少外国记者就此事采访他，巴老真诚地说，希望井上靖先生能获得此奖。
闹出炒作的误会
2000年初，一则消息被迅速传开,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团的王海龙从纽约致信作家赵本夫，称该团4月10日起草并通过了致巴金的邀请及致敬信，恳请他接受邀请，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巴金的家人随即表态，根本不知道此事，可能有人炒作。后来，赵本夫出面澄清，才搞清了事情的缘由。原来，因为不能忍受西方对中国作家群的漠视，王海龙等在美学者成立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团。这个委员会报请了瑞典皇家学院并取得了回执，即该提名委员会的提名资格是被确认的。赵本夫与王海龙虽然从未谋面，但有多年文字交往，于是王海龙才委托他向巴金发出邀请，刚开始赵本夫也觉得很突兀，但他表示，这是件好事，不应该推掉。后来，随着巴金的回信，大家这才搞清楚，炒作一说属于误会。
巴老更愿用作品说话
对于一位作家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意味着世界对他的承认和肯定，是“很有面子”的事。但巴金为什么屡次拒绝呢，也许我们可以从2000年9月他的家人回给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的一封信中找到答案。信虽然是以巴金家人的名义发出的，但多数人却更愿意把它当作就是巴老的态度。信中称，“有关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事宜，希望贵组织能更多地关注国内的中青年作家，这个作家群有很多有才华又有成就的作家。”感慨于巴老心系年轻作家、淡泊名利的同时，也许我们更应该记住他在《随想录》中的一句话，“是作家，就该用作品同读者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