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这是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1963年，遭遇百年不遇洪灾后，大寨人自力更生、重建家园，“大寨”二字由此走上“神坛”。然而改革开放后，“神话”被批为“极左”典型，开始了近20年的沉默。

　　上世纪90年代，市场化的大寨一举摆脱“老农形象”，以崭新风貌面对世人。2007年，大寨经济总收入1.27亿元，人均收入7000元；经济收入比1980年增长600倍……

　　3月7日上午，阳光很好，照得“七沟八梁一面坡”到处亮堂堂，昔日战天斗地垒起的大片“海绵田”里，少见庄稼，却多了郁郁葱葱的松柏。村庄背后的山顶上，植被保护得很好，一些亭台楼阁掩映其间——这是大寨人极力打造的“虎头山森林公园”，现已成为国内有名的“红色旅游”胜地。村庄内部，密布着“窑洞饭店”和土特产、纪念品商店，到处播放着红色歌曲，到处是招揽游客的热情叫卖声。已在田间地头消失的大寨人物，走进了售货员手中的书籍、光盘里。大寨村，到处洋溢着市场经济的气息。

　　最后的“堡垒”

　　79岁的大寨人宋立英这样描述当时席卷全国的包产到户：“大寨人都不理解，为什么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这也难怪，因为就在这之前的1977年，大寨村粮食总产量98.4万斤，亩产1312斤，每人的口粮在500斤到600斤之间；拥有拖拉机等农用机械数十台；集体资产总值71万元，人均住房两间，吃水烧煤、看病上学全部集体包揽……

　　就因为这个“不理解”，大寨成了众矢之的——1979年开始，“肯定凤阳（小岗村）、否定昔阳（大寨）”的势头一浪接一浪。那时大寨人外出，经常不敢承认自己来自大寨。

　　1979年年底，昔阳县委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昔阳县学大寨运动中极左流毒和影响》的文件，关闭已久的集贸市场出现，大部分地方给“社员”分了自留地，昔阳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典型——“北亩村”。

　　1980年9月，陈永贵被解除副总理职务，支书郭凤莲被调离大寨。

　　1982年年底，大寨出台了“包田到劳”方案：留足每人半亩口粮田和二分半自留地后，其余土地按劳力承包，“每亩上交集体500斤粮食”，“分地的好赖抓阄决定”。签承包合同次日，大寨土地大包干的消息轰动全国。

　　也怪，1983年风调雨顺，“晚上下雨白天晴”，那年总产上了百万斤，宋立英说“这个（包田到劳）老天都同意”。

　　大寨人在增产增收中接受了新制度。1985年，第二轮土地承包，大寨人彻底实行了包产到户，按人均1.4亩的标准彻底分给村民——这比很多地方晚了整整5年。

　　“铁姑娘”复出

　　和大寨一起复出的，是搏击商海并再次活跃于政坛的“铁姑娘”郭凤莲。

　　“挺不好受的。”3月11日晚，正在首都参加全国“两会”的郭凤莲接受了记者采访。回忆离开时的种种细节，郭唏嘘不已。“说心里话，当时不大愿意回来，担心搞不好。”

　　1991年11月，45岁的郭凤莲复出。“刚回来的时候，村里的街上坐着满满的人，都是闲坐、闲说，更是没钱花。”让会计一划拉，郭凤莲才发现，大寨已成“空壳”，每年全靠煤矿的一点上交款勉强过日子。

　　“必须走出去。”1992年2月，满载140名大寨村民的大巴车从大寨出发，直奔华北平原。“当年全国学大寨，现在大寨学全国。”

　　他们参观了年产值已经上亿的河北获鹿高迁村。“到处都是小洋楼和现代化厂房”，而这个村庄曾是学大寨的典范。然后是江阴市华西村、浙江鄞县、大邱庄……“越看越惭愧，越看越着急”。当年陪同参观的宋立英说，参观让大寨人看清了自己的落伍状态。回来后，“大寨怎么办”的讨论会在村里几乎一天一场。

　　1992年3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为大寨指出了“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大农业”发展道路；两个月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也来到山西，他告诫郭凤莲，“要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条件出发，实事求是”，“旅游业搞好了，比办几个工厂都赚钱”。

　　最后，大寨新的党支部终于确定了“发展商品经济、非农兴村”的思路。1992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成立，郭凤莲出任总经理。

　　二次创业

　　创业之初，郭凤莲走了很多弯路，东挪西借地往化工厂里扔了十几万，最后企业因污染严重关闭；又组织大家搞草编、上地板砖……结果全部失败。大寨毫无闯荡市场的经验，“学费自然少交不了”。

　　1992年上马的羊毛衫厂是个成功范例，1993年就生产了3万件；随后，和省乡镇局及太原一家衬衫厂联营的大寨衬衫厂也获得成功。现在看起来，这些产品科技含量不高，能获成功，主要是市场认可“大寨”这个商标。

　　目前，这两个企业由于技术样式老化，已经不复存在。

　　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后来注册了“大寨”系列商标。现在，“无形资产变现”的财富游戏不断在大寨上演：许多企业看中了大寨的品牌价值，向大寨支付商标使用费，核桃露、铝塑管、杂粮系列……

　　1994年，大寨上马了煤炭铁路发运站和投资2100万的中外合资“大寨中策水泥”，成为大寨这十几年来的创收大户之一。不久，大寨又和“宁城老窖”联营，把昔阳酒厂包装成了“大寨酒业”。

　　大寨旗下的企业越来越多。昔日战天斗地的大寨人纷纷进入工厂打工，成为“现代农民”。这一切，是郭凤莲带来的变化。她说：“很辛苦，心里累得很，别人都说我图啥呢。”忙得团团转的她经常深更半夜回家，“什么时候老头子都睁着眼睛，我是女人呀，眼泪就是往肚里流”。

　　村民说，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每年给郭凤莲固定发一万元，“但她都给了村里”；大寨经济开发总公司当年一文不名，现在有存款1700万。大寨二次创业中，最值得圈点的是旅游。1993年，郭凤莲邀请同济大学的专家对大寨旅游做了全面规划。此后，大寨展览馆、狼窝掌梯田、陈永贵故居、大寨民居楼等一系列景点被建设出来，虎头山上开始大规模种树植草，恢复生态。

　　1999年，大寨景区被评为全省五大著名特色旅游景区之一。据介绍，虎头山公园的门票一张30元，去年门票收入就高达300万元。如果加上大寨村民开办的44户窑洞饭店、旅店和纪念品商店的收入，旅游总收入更加可观。

　　昔日惟一的经济支柱煤矿，在大寨中的地位渐低，“因和旅游冲突，明年可能关掉”。

　　新大寨人

　　赵保国一家或许是大寨很多人的缩影。

　　包田到户后，赵保国在1986年购买了“小四轮”跑运输，“一天能挣25元”；2003年，大寨旅游已经成气候，赵保国在自家院中开了窑洞饭店，“没仔细算过收入，每天抽烟喝酒都在里面，比别人过得好吧”，老汉一脸自信。他的大儿子在森林公园展览馆工作，“挣固定工资”，儿媳当导游，“讲一遍就能挣个三五十元”，“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有点文化的都在干这个”。

　　宋立英的家在广场西侧第一排窑洞内。自从在自家院内开了纪念品商店后，不识字的她努力练字，现在已能签名售书，还给一些音像制品担任“昔阳县的销售总代理”。79岁的老人，脚登皮鞋，穿着流行的红对襟衣服，手上的金戒指锃亮。

　　昔日23个“铁姑娘”之一的李圆眼，开办的“农家土炕饭店”三间窑洞分别按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和“新世纪”主题布置，吸引了不少游人，60岁的李圆眼大大方方当起了“阿庆嫂”。

　　如今的大寨，已形成以旅游、煤炭、化工、建材、酿酒、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多个支柱产业。“集体有了钱，什么都好办”。上世纪末，大寨给村民盖起了50座独立小别墅，改善居住条件，村民只要掏五六万元，其余集体补贴。今年，村集体又准备动工，再盖50套170平方米的住房，每套6.5万元。赵保国一下子交了两套的钱，“两个儿子一人一套”。

　　大寨村民还享有取暖、上学等各种补助。2007年，全体村民每人分到了1000元；60岁以上的老人，每月都能得到200元养老金。

　　最值得关注的是那800亩大寨“海绵田”。一半退耕还林；其余400亩实行统一管理，农户只负责收割。山西晚报记者李廷祯

　　■记者手记

　　大寨村委会主任贾春生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时，大寨很反感记者，“但现在变了，记者的宣传增加效益呢”，“打广告你还得掏钱不是？”

　　市场经济“润物细无声”，方方面面改变着大寨。

　　大寨不是没有问题。大寨出问题在于两方面：一是“高大全”，媒体把“农业学大寨”变成“全国学大寨”，大寨最后被包装成了一个“各种经验无所不出”的“万花筒”，这的确可笑；二是大寨实行思想禁锢，大肆宣扬阶级斗争，把农民都变成一个个没有个性、只懂奉献的“工蚁”。而推广“大寨经验”，在更大范围内造成的后果则是“磨洋工”，生产效率低下。

　　采访中发现，大寨昔日的农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比如不识字的宋立英老人，她至今不懂什么是“左倾”，什么是“资本主义”；“铁姑娘”李圆眼的孙女问奶奶“什么是资产阶级”，她嘿嘿笑着，“你过年挣了300元压岁钱，就是资产阶级”。

　　还听说，大寨农民在当年“斗私批修”中，自发学习《反杜林论》、《哥达纲领批判》等经典，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们能听懂这些“天书”；倒有个笑话能说明一些情况：农民把“亚非拉美”是理解为“压肥、拉煤”的。

　　这说明，某些政治运动和斗争，只能来自上层。农民发明不了，学也学不像。应该说，大寨农民曾经是体制的受害者。而大寨的现代农民，已经毅然走上了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这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无以阻挡。

　　在大寨的几天，每到太阳即将落山，我就要爬到虎头山上转一转。看着那一条条大石块砌起的拦土大坝，心里总有一种崇拜感：那时没有现代开山工具，只有一条条臂膀和原始的大铁锤！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种精神，在那个时代造就了人间奇迹。这种精神，在今年抗击南方冻灾的壮举中，仍时时闪现。大寨曾经的种种错误做法，理应否定；但这种精神，这种堪称人类伟大财富的精神，却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并身体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