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块小小的牌子不仅修改了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也改变了中国数亿农民的命运，向阳——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偏远乡村从此被冠以“中国农村改革第一乡”的美誉。20多年前，向阳人那“一摘一换”的动作背后，究竟有何曲折？近日，记者来到这里。

　　人民公社已经是空架子了

　　[第一次说出自己酝酿许久的真话，常光南兴奋了好一阵子]

　　3月5日，在四川德阳市政协办公楼三楼会议室，记者见到了时任广汉县委书记、一手“策动”摘牌壮举的常光南老人。常老已82岁高龄，和蔼、健谈、精神矍铄的他记忆力惊人，老人向记者讲起了那段永生难忘的历史。

　　向阳位于川西平原，境内一马平川，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又有得天独厚的都江堰自流灌溉，全县80%的农田旱涝保收。而作为广汉的交通要冲和南大门，向阳南距成都30公里，北距德阳15公里，保成铁路、川山铁路等横贯全境。“改革开放前，这个理应是富庶之乡的好地方却没有发挥出自身优势，反而长期处于一穷二白的局面。”常光南说。

　　当时民间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有女莫嫁向阳郎，吃的稀饭浪打浪，住的草房笆笆门，走的泥路弯又长。”在人民公社二十年里，向阳人均分配从68元到74元，只增加了6元。青黄不接时有三分之一的人要到外乡去借粮，不少人挣扎在温饱线上，群众怨声载道。

　　穷则思变。对于广汉县的父母官，常光南深感愧疚，为了解基层情况，他一有空就骑着自行车到田间地头转悠。“农业之所以搞不好，说到底就是体制的局限。”常光南说，人民公社是政社不分、一大二公、五位一体的体制，老百姓形象地说它是瞎指挥的班子、平调的路子、吃大锅饭的架子、打富济贫的方子。很多人心里都清楚，人民公社已病入膏肓，但偏偏苦于不知如何“开刀”，也从来没人提出来过，它就像一根鱼刺卡在常光南的喉咙里。

　　1980年初，常光南终于盼来了拔掉“鱼刺”的机会了。四川省委领导到广汉视察工作，在汇报工作中，常光南试探性说道：“现在，生产队算是一级集体经济组织，生产大队和公社革委会既不指挥生产劳动，又不参与核算分配，可以说人民公社已经是空架子了……”没等他继续说下去，省领导表情有些严肃了：“人民公社已经搞了20多年了，而且是写进宪法的。然而，‘政社合一’的弊端又越来越明显，你们呐，触及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咯。”

　　虽然常光南等人不敢再多说什么，但第一次说出酝酿好久的“人民公社是空架子了”的真话，也确实让他兴奋了好一阵子。

　　交给省委的改革报告“火药味”很重

　　[不少人都噤若寒蝉，还是省领导打破了沉默]

　　让常光南真正看到曙光的是，省领导在离开广汉前对他说：“你们关于公社体制的想法很有代表性，做法也有创造性，弄份详细报告，省委要认真研究一次。”随后，广汉县委一班人马不停蹄赶写报告。不久，广汉县委将一份针对“人民公社”病理、病相的报告送到了省委办公厅。

　　省委会议室里，领导们开始研究广汉县的报告。因为报告内容的“火药味”太重，请示的问题又涉及《宪法》条文，以至到会的不少人都噤若寒蝉、不敢轻易发言。最后，有关领导打破了沉默，将报告中“火药味”最浓的内容再念一遍后，鼓励在座的领导们发言。于是，大家各抒己见，总的倾向是支持广汉的改革。但也有一些领导提出反对意见：“《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人民公社’写进了宪法，谁敢乱动‘人民公社’的牌子？”

　　经过几番争论，常委会形成一个折中意见，不作文字批复，只由省委办公厅电话告知广汉县委：广汉提出的现代化试点和改革意见，有一定的代表性，省委决定在广汉试点，可以给一些特殊政策。

　　“公社”牌子被悄悄摘下

　　[当时订了“三不”纪律：不准宣传，不准广播、不准登报]

　　1980年4月15日上午，向阳饭店二楼会议室，大门禁闭，室内讲话者的声音很小。关于摘除“人民公社”牌子的会议在这里秘密进行，与会人员个个表情严肃，认真倾听和掂量着领导的讲话。会议主持者——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很平静，他先传达了上级领导对改革的意见：“上级领导说，改革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随后，他提出在适当时候换掉人民公社的牌子，成立乡人民政府。同时，会议还订了“三不”纪律：“不准宣传，不准广播、不准登报。”会后，大家分工行事，开始悄悄进行摘牌前的筹备工作。谁敢摘“人民公社”的牌子谁就违了法，向阳人竟敢“断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莫非他们吃了豹子胆？“我当时已做好充分思想准备，走错了的话，就回老家种田。”常光南说。常光南和所有支持改革的人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加快了改革步伐。

　　1980年6月18日，煦暖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向川西平原，清白江畔杨柳依依，出工的人们三三两两走向田间地头。没有剪彩、没有鞭炮、没有摆席宴请，向阳人悄悄地摘下“向阳人民公社”的牌子，换上了“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

　　“内参”传到中央领导层

　　[静等反应的日子是痛苦的，“简直就是度日如年啊”]

　　换牌后静待上级反应的日子对向阳人来说是痛苦的，“简直就是度日如年提心吊胆啊。”原向阳乡乡长钟太银回忆当时的情景仍感到后怕。

　　肖开文的毛笔字写得好，时任文化站站长，新牌子的字就是他亲手书写的。20多年过去了，当时书写牌子的心情他仍记忆犹新：“那天上午，钟太银突然告诉我，今天就要摘下‘人民公社’的牌子，来不及制作吊牌，要我手写。我当时一再推辞，害怕因为写字而惹祸上身。但他坚持要我写，无奈，我只好硬着头皮写了，字写好了，墨汁都还没干就匆匆挂上去了。”肖开文说，换牌之后，他的心里一直都不踏实，总担心会遭遇不测，“在换牌半年多时间里，我连陌生人都不敢见。”　

　　1980年8月中旬，一位新华社的记者途经向阳时，无意中发现了“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的吊牌，敏锐的新闻嗅觉让他双眼发亮，心中激动难捺，举起照相机，“喀嚓”、“喀嚓”连拍了几张照片。回到成都，他连夜写了一条新闻，第二天就发表在《新华社内参》上。很快，“内参”传到中央领导层、传到省委领导层，也传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领导的手中。于是，全国人大的一个电话打到了广汉县委办公室。接电话的办公室主任郑学成一听是全国人大法工委询问向阳换牌的事，心里咯噔一下子：“完了，这麻烦惹大了。”挂了电话他就急匆匆向常光南汇报。常光南很冷静：“大不了我们把以前的牌子再换上去就是了。”

　　“人民公社”正式“隐退”

　　[“向阳之花”从四川盆地，开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全国人大来电不久，几名日本记者来广汉采访，没过多久，《参考消息》上转载了日本《读卖新闻》的一篇报道，文中不仅介绍了广汉县向阳乡撤消人民公社、建立“乡人民政府”的情况，还评论说：中国已经有了第一个乡政府，标志着农村行政体制业已发生动摇。

　　随后，全国人大法工委和国家民政部派的工作组来到了广汉。在短短三天时间里，经过座谈、访问、综合、分析之后，工作组从政治的、法制的高度总结出建立“乡人民政府”的3大好处。

　　上级的肯定终于拨开了罩在常光南及广汉所有人头上的乌云，大家悬着的心终于落地了。随后，全国各地的党政领导纷至沓来，考察学习向阳的改革经验。

　　半年过后，中央正式下达“改社建乡、政社分开”的通知；1981年，广汉县各乡镇先后取消了人民公社，成立了乡人民政府；1982年12月，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修改后的《宪法》第一章中规定人民公社是农村“合作经济”的一种形式，正式结束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体制。

　　从此，“向阳之花”从四川盆地开到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开遍祖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