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开篇语

　　改革开放30年，法治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命题。

　　30年来，南京两级法院工作大发展。1978年，全市法院受理各类案件数为3000多件，到2008年，仅1至10月，就受理案件近10万件。受案范围和类型在传统的刑事、民事审判领域的基础上，增加了行政和国家赔偿。知识产权、金融证券、涉外商事、劳动争议、企业破产等新类型案件不断涌现。

　　30年来，全市法院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新司法理念，在推动发展、促进和谐、保障民生、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审理了一大批引起立法和司法变革，引起公共决策改变，检验法治原则，影响公众法治理念，促进公民权利保障的重大典型案件。

　　我们无法从历史的卷宗中翻出每一件经典案例，遵循“个案促进法治”的主线，从全市法院30年来审理的100多万件案件中，在各个审判领域共撷取了30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件，旨在让大家看改革开放30年对法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司法又在南京走过了怎样的30年……

　　新闻提示

　　创作一首思乡曲，会被判处死刑？这样的事今天看来难以置信，但在“文革”中却真实地发生了。

　　在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中，《知青之歌》被广为传唱。但写词作曲的南京知青任毅，却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原因是它“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幸而许世友将军闻知拍案而起，终使任毅被改判为“10年徒刑”。后在法院努力下，任毅于1979年初被平反，无罪释放。

　　昨天，记者走进法院档案室，查阅一本本泛黄的“任毅反革命案”卷宗，打开了这段尘封在南京老知青们脑海中的历史记忆。

　　昏暗煤油灯下诞生《知青之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这就是《南京知青之歌》，也叫《知青之歌》。

　　凡是经历过上山下乡那个年代的人，对这首《知青之歌》都非常熟悉。可很少有人知道，南京知青任毅创作这首歌时起名叫《可爱的家乡》；任毅更没想到，这首仅4段共240个字的歌曲让自己差点“掉了脑袋”。

　　任毅生于1947年，南京五中高中毕业。他上小学时在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中学时又加入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专攻二胡和吉他。

　　1968年12月，任毅等五中下乡知青插队落户到当时的江浦县。

　　次年5月，任毅和校友来到插队在江浦县汤泉公社的同学处。在那里，任毅听到了在新疆插队的南京知青高世隆所作的《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这首歌，顿时充满了思乡之情。在大家鼓励下，任毅涌动起创作一首知青歌曲的激情。

　　“回来后的第二天晚上，我无法抑制创作的冲动，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开始写歌。按照‘缓慢、低沉、思念家乡’的思路，写出了4段，并谱了曲，结尾用了高八度。”于是，《可爱的家乡》在茅草屋里、昏暗的煤油灯下诞生了。

　　歌曲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可爱的家乡》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流传，很快传遍大江南北。

　　一次，任毅在回南京的轮船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就走过去故意打听：“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他：“看你像是知青，怎么连这首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就像大风刮过，《知青之歌》风靡一时。

　　但对于任毅来说，人生的悲剧却从此开始。

　　“这首歌如此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以忧郁的曲风表达了当时知青们心中的伤感和无奈。”建邺区法院一位退休法官告诉记者，但这种情绪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公开表现的。

　　一天，任毅收到一位同学来信，拆开一看不禁惊呆了。信中说，《知青之歌》已被当时称为苏修的莫斯科电台改为男声小合唱反复播放，歌名也改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

　　第二天，任毅忍不住偷听收音机。“中国知青朋友们，下面请听《中国知识青年之歌》……”随着悦耳悠扬的音乐响起，任毅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1969年10月的一天，心理不堪重负的任毅来到南京娃娃桥监狱门口，对接待人员说：“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那人奇怪地看看任毅：“这里也是想来就能来的吗？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你先回去。”

　　任毅回到生产队，当晚写了检查，第二天交给新任的永宁公社书记。

　　几天后，《知青之歌》引起江青、姚文元的重视，作出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的批示。

　　“《知青之歌》是一首反动黑歌，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知识青年到农村中去’的光辉指示的挑衅，也是阶级敌人利用文艺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和毒害青少年的一种反革命手段……”当时的南京五中革委会随后的调查做出了这样的定性。

　　不久，张春桥批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

　　1970年2月19日深夜，在持枪军人押送下，任毅被关进娃娃桥监狱。

　　许世友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任毅虽在近百页的“亲笔供词”中主动“认罪”，最终也没能改变悲惨的命运。

　　1970年5月24日，经过“群众讨论”，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其中认定任毅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军管会的结论是：“经研究，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请批示。”

　　同年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在《处理案件呈批表》上签字“同意”。

　　幸运的是，就在最后一关的江苏省革委会审批时，省革委会负责人许世友将军审阅案卷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

　　老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当时与其一起接受判决的另外24人因犯反革命罪，均被执行死刑，唯独他一人死里逃生，被判刑10年。

　　服刑近9年后终由法院平反

　　公判大会一结束，任毅即被押往江浦石佛寺农场。劳动改造期间，很多并不相识的知青以及南京五中的老校长都去探望他，任毅的母亲也从下放的泗洪县前往探监，这给了任毅活下去的勇气。

　　3个月后，任毅被转押到溧阳县劳改队。

　　服刑6年多后，“四人帮”被粉碎。听到这个消息，任毅生出一个大胆念头：“我的罪行是‘四人帮’强加的，我要翻案！”

　　任毅在监内偷写上诉书，利用外出劳动机会，将上诉书偷偷寄给最高法院和中国作家协会。

　　1978年1月30日，任毅寄给最高法院的上诉书被移送至南京建邺区法院。

　　同年5月，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国展开。乘着这股强劲的东风，建邺区法院派专人对“任毅案”进行全面细致复核。8月10日，建邺区法院出具复查意见：“任毅所作的歌曲《可爱的家乡》是有错误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比较浓厚，流露出消极情绪，某些措辞欠斟酌，但不能认定为反动的文艺作品，更不能认定其是为进行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犯罪行为。林彪、‘四人帮’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魁祸首。拿一个刚踏入社会的知青及其错误作品问罪显然是错误的。”建邺区法院最后建议“撤销原判，宣告无罪释放，回宁安排工作”。这一建议得到了市法院、建邺区委的支持。

　　1979年1月4日，建邺区法院宣判任毅“无罪释放”。至此，他服刑还差45天就满9年了。

　　任毅出狱的消息像一阵春风，传遍了南京的各个角落，各地新闻媒体争相报道。各地知青的信件雪片似地飞来，以示关心。南京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任毅，将他安排到总务科。

　　不久，任毅和单位一女同事喜结连理。如今任毅退休在家，颐养天年。

　　谈起那段历史，任毅很坦然：“功过是非，自有历史评说……”

　　“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法治被人治所替代，产生了不少冤假错案。

　　改革开放，人治开始走向法治。南京法院审判工作的恢复是从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开始的。在南京市委的重视和领导下，全市法院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改判和纠正了一批冤假错案，让不少身处黑暗中的人看到了光明。南京法院的复查纠正工作为全国法院起到了示范作用。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转发了南京法院抓紧案件复查工作的经验，人民日报也在1973年7月18日头版头条以“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加强领导采取措施，抓紧复查群众申诉案件”为题进行了报道，对南京法院复查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