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历史的记忆不曾抹去70年前的伤痛，我们为和平祈祷。

　　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之际，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开馆之时，8000多名各界人士在此集会。新馆开馆首日，迎来了近10万中外参观者。

　　凄厉的警报，沉重的警示钟，飞上天空的和平鸽；肃穆的脸庞，沉痛的哀悼，美好的愿望与憧憬……

　　这是海内外爱好和平人士的心灵聚会，悼念、铭记，和平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共同祈祷：和平永续！

　　12.13震撼：幸存者照片墙前她一遍遍地找自己

　　森森白骨，件件实物，70年前的记忆，70年后的铁证！

　　当纪念馆新馆史料陈列室的门一打开，参加悼念集会的人群从这里拥入，进入一个“黑暗的世界”。接着所见的每一幕，都让他们深深震撼。

　　幸存者照片墙前，她一遍遍地找自己

　　“我找到了姐姐，杨静秋。”史料陈列馆里，有一面墙上全是幸存者的照片。幸存者王素明站在这面墙前，仔仔细细地寻找着，边找边说：“我和姐姐一起拍的照片，我的在哪里？”王素明告诉记者，她父亲是黄埔军校学生，是日军点名要抓的人。日军来抓他的时候，他纵身跳进了一条河里。但是凶残的日本兵居然放狗进河，狗把父亲从河里拖上了岸。父亲没有躲过日本兵的屠刀。母亲带着她们姐妹逃到外地，把她送给了一家姓王的人家。“是日军让我的童年那么苦难。”王素明掩鼻而泣。

　　我是用血、用心、用泪在画这幅画

　　在史料陈列室，一幅名为《屠·生·佛》的大型油画吸引了无数参观者的目光。两名刚刚从外地来南京晓庄学院上大学的女生看着画中堆积成山的死难者，眼角泛起泪花：“太震撼了，太残酷了！”就在不远处，油画的作者、旅美画家李自健看着这一幕。

　　“1991年，我花了80多天画成了这幅画。”李自健说，当年在美国，他碰到了南京大屠杀的一位幸存者。根据这位幸存者的自述，同时又查阅了大量史料，画出了这幅警示之作。“它表达了我对国家发展和振兴的期盼。”“我是用血、用心、用泪在画。”

　　加害者回忆：尸体堆积的高度有1.5—2米

　　在一段反复播放的幸存者回忆当年日军轰炸南京的录像前，坐在轮椅上、戴着一副黑色眼镜的三谷翔神色肃穆。听着翻译的讲解，他陷入了沉思。直到翻译打招呼，才缓过神来，扭头告诉翻译：“我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情景！”

　　———1937年，我到中国时只有18岁。当年我乘坐“海风”号，属第3舰队第11战（船）队第24驱逐队，即从上海进攻南京的长江溯行部队。1937年12月13日，早上就有“南京今天陷落”的情报，我们在离南京最近的浦口附近待命时，南京陆上的炮台与舰炮正在交火。往江边看去，好多只整齐地堆积着中国人尸体的筏子从上游漂来，尸体堆积的高度有1.5—2米。12月17日有南京入城仪式，各船要把所谓陆战队送去。我们全副武装，乘汽艇在中山码头登陆，然后徒步穿过挹江门进入城里。路上，附近的小公园、小广场，到处都堆积着山一样的遗体。有光着身子被杀的，也有很多人被绳子拴在一起的。枪杀或刺刀刺杀的痕迹，多得太过分了。

　　17日的入城仪式结束后，我们回到了船上。第二天开始在船上警备，目睹了每天从早到晚不断用卡车运来的人们，将他们从中山码头赶下江，然后用机枪对准他们，将他们击毙。因为仅相距数百米，肉眼也看得很清楚，但我们正在当班警戒，所以就用望远镜看，那情景清楚得就如同发生在眼前。偶尔到了晚上，从对岸传来呻吟。火焰摇晃着，仔细一看，是人们被烧死的情景。仿佛到了人间地狱。

　　这是70年后我第一次怀着忏悔的心情来到南京。来之前我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纪念馆，看了以后，我觉得很欣慰。日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馆。几十年来，日本右翼分子一直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个史实。对此我坚决反对。我今年已经88岁了，可能是最后一次来南京。我下了很大决心，一定要来，就是想告诉大家有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事实，让年轻人对战争有重新认识。

　　日本友好人士重重写下“谢罪”

　　“我对南京的最后记忆———死难的中国人，死难的中国人，还是死难的中国人。”这是当年最后一个离开南京城的外国记者麦克丹尼尔写下的话语。在印有这句话的条幅前，一位老者持笔在本子上工工整整地记下这段话，他来自日本神户。

　　他叫山村武男，是“神户南京心连心会”的成员之一，这次是该会第11次访问中国，来访成员共18人。

　　山村先生只会讲一点点中文和一点点英语，问起此行的目的，他听不懂，让记者写下来。“为什么要记下这段话？为什么要来南京？”

　　他看懂了。拿起笔，在记者的本子上重重写下“谢罪”二字。稍作停顿，山村再次写下“日军暴虐”、“日中友好”8个字。

　　“我们一定会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在纪念馆里，根据真实的历史资料和幸存者哈梦鹤、夏淑琴、常志强的回忆，分别复原的三家人家破人亡的场景，让前来参观的南师大附中学生备感震撼。一家9口人，7人被杀害，年龄大点的小女孩站在小板凳上，往水缸里舀水，年龄小点的小女孩坐在地上，而在她们的身旁躺着几具尸体……趴在复原的夏淑琴家门口，指点着昏暗的屋子里悲惨的场景，学生王涛对李兵说，就像真的一样，太恐怖了，太震撼了。“我们会牢记这段历史，历史不能重演。我们一定会奋发图强，振兴中华。”
　　
　　记录者：我们把真相告诉世界
　　
　　他们是一群特殊的见证者，来自世界各地，风尘仆仆，在各界人士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70周年现场，他们是最忙碌的一群……通过他们的镜头和笔尖，发生在70年前那场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将引起世界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

　　昨天，在悼念活动现场，向官方申请采访的境外媒体近50家，100多人，为历次悼念活动之最。

　　卡塔尔半岛国际电视台记者：正视历史，着眼未来

　　虽然仪式到早晨10点才开始，8点刚过，卡塔尔半岛国际电视台记者、金发碧眼的英国人托尼和摄像师就来“占位子”了。托尼的行程排得很满：“昨天上午采访了两位幸存者，下午到纪念馆新馆里拍摄，今天早晨拍完悼念仪式，下午就回去了。”

　　曾经受聘于全球多家著名电视台、做了16年战地记者的托尼，小时候听说过南京大屠杀，也在书籍里读过相关内容，但对具体细节知道的不多。这次来南京采访才知道，屠杀的规模这么大，这么残忍。“回顾这段历史，是要正视历史，着眼未来。”

　　法新社记者：客观报道这段历史

　　法新社记者宋杰明昨天早早来到集会广场，用还算流利的普通话，采访一个又一个幸存者。

　　他忙碌的身影引起记者的注意。“当我进入纪念馆，看到那些史料，觉得太残忍了。我也曾经采访一位幸存者很长时间，她告诉我她的故事，太可怕了。作为一名记者，我会客观报道所见所闻，客观报道这段历史。”宋杰明说，他从2005年开始关注这段历史，并采访关于这段历史的人和事，今后还将继续关注下去，用英文为法新社发回更多真实报道。

　　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希望更多日本青年人来中国了解这段历史

　　日本读卖新闻上海支局长加藤隆则已经是第三次来南京。对于纪念馆，他一点儿都不陌生。“1986年在北京留学时，我就来参观过，看到森森的白骨，心中感觉很悲恸。”学成回国后，加藤隆则进入媒体工作，2005年，当他被派到上海后，他再一次来到纪念馆，感受依然是“很悲恸”。加藤隆则说，他希望更多的日本年轻人能来中国了解这段历史；作为记者，他会客观报道。他特别希望中日两国专家能共同研究这段历史，让更多日本民众了解并接受这段历史。
　　
　　铭记：历史,我们该如何铭记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梅汝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昨天，200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70周年祭日。70年前，在那场人类的空前浩劫中，南京蒙受了巨大的苦难和损失。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但我们该以怎样的方式来铭记那段历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许，只有知道“如何铭记历史”，我们才能够更好地“铭记历史”。

　　来自台湾的抗日老战士胡伟：“有记忆，没有仇恨”

　　昨天9：00，一缕阳光从云层中透出。阳光下，挂着“抗日老战士”胸牌的胡伟老人挺了挺腰杆。虽然已经85岁了，70年前的那场浩劫却仍历历在目。得知南京要为30万遇难同胞举办悼念活动，他和儿子自费从台湾赶来。突然，他向身旁一位老人走过去，伸出手，使劲地握了握，并用日语说了句话，那位老人也使劲地握住他的手，点点头。他后来解释说，他一眼就看出那位老人是日本人，所以他说了一句话：“忘不了那段历史。”

　　胡伟是安徽人，6岁时父母先后去世，被送到南京的孤儿救济院，并在救济院开办的幕府山小学读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年仅15岁的胡伟和二十几名同学一起参军，在部队医院协助做护理工作。后在撤退时被日军机枪扫中负伤，被日军俘虏，为日军喂马，一路从浦口到汉口，吃尽苦头，后逃跑，重又回到抗日部队。

　　回忆那段艰苦岁月，老人激动不已：“70年了，我从来不曾忘记过那段岁月。今天我之所以主动去和日本人握手，是想告诉他，中国人民是宽大、仁厚的，我们有记忆，没有仇恨。我们要共同面对未来。”

　　退休教师古泽千代胜：“把我在南京亲身经历的，讲述给日本的孩子们听”

　　来自日本的古泽千代胜已经80岁高龄。“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我上小学三年级，日军占领了南京，当时，日本的大人小孩都提着灯笼上街，庆祝日军攻占南京。战争结束后，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个日本兵从南京回到日本，却从来不敢说他们在南京屠杀了平民，因为谁这样说就会被日本政府判罪。”

　　当上老师后，古泽千代胜开始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侵华日军曾经犯下的滔天罪行。他说，由于日本有着严格的教材审定制度，因此，日本的教科书对于南京大屠杀事件都是轻描淡写。“我们教员都是自己收集相关的材料，再教给学生。”

　　“我之所以选在这一天来南京，就是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我将把我在这里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亲身经历的，都讲述给日本的孩子们听，希望他们能记住这段历史。”他坚定地说。

　　犹太人赛明思：“为了将来，我们都要记住应该做什么”

　　赛明思教授从南京大学退休后，当起影视制片人。平时主要在北京、上海，但3个月前，他自愿当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英文翻译。悼念集会上，他一直一个人默默站着，注视着眼前这一切。

　　对于这个美国人而言，这段历史意味着什么？

　　“我很熟悉这段历史。”赛明思说，他已经在南京呆了20多年，1982年就来到了南京，夫人是中国人。

　　“我觉得这样一个博物馆，翻译应该更精准。我担心他们在国外宣传方面有难度，而我可以，所以就去找了他们。”赛明思提出完全免费帮纪念馆做翻译工作，受到纪念馆的欢迎。3个月中他帮助纪念馆做了一些翻译工作，常常是纪念馆给他发邮件，他随时随地都可以完成，不影响其他工作。“我是为了大屠杀这段历史能让更多人认识和了解。”

　　“我是犹太人。”

　　赛明思的介绍让记者的心一动。他有相似的回忆。

　　“其实战争与后代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要了解它、正视它。为了将来，我们都要记住我们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赛明思若有所思。

　　审判长石美瑜之孙女：“哪怕只讲一个小时，也该让他们知道这段历史”

　　石美瑜，当年审判战犯谷寿夫的审判长。他的长子石南阳、长女石玉珍，两名外孙女欧晓蓝、欧如蓝都出现在昨天的悼念集会现场。

　　“我们都是特地请假来这里的。”石玉珍告诉记者，她的两个女儿都已工作，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新加坡。在洛杉矶当老师的欧晓蓝是第二次来纪念馆。

　　欧晓蓝说，在美国加州的教科书里没有这段历史的介绍，“学不到，所以不开心”。所以，上次来纪念馆之后，回去就把所见所闻，把这段历史对学生讲：“这段历史应该让孩子们知道，哪怕只讲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