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在大街小巷寻访老人

　　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但李娜对幸存者寻访工作的记忆依然鲜明。她告诉记者，当时的活动是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展的，7月初动员，7月下旬到8月份整整一个月具体实施。“当时的开营仪式在江东门纪念馆举行，很隆重，所有参与夏令营的同学都赶来了。”而在活动之前，教育局还给每个小组配备了录音机、照相机，甚至给了冲胶卷的经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特意组织教师代表进行培训，告诉他们如何提问，如何笔录，然后再由教师辅导寻访小组的学生们。

　　“当时的寻访是按学校所在区域进行划分的，我所在的金陵中学处于南京市鼓楼区华侨路街道，我们负责华侨路街道办管辖范围内所有70岁以上老人的访问和记录。每年的7、8月份都是南京最热的时候，我和另外几个同学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穿行在新街口附近的街道和巷子里，每天都是大汗淋漓，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大爷脱下汗衫痛说日军暴行

　　一群十六七岁的少年，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走街串巷做寻访，“当时我们从街道办的老师那里领取70岁以上老人的名单和详细住址，然后就过去访问。做完一份名单后，再去老师那里换另一份名单”，李娜说：“很多人开始的时候，都把这样的一次夏令营看成是当社会小记者的一次锻炼，但实际寻访时，才发现情况远远超过最初的想象。”

　　因为要给之后的史料编纂做基础，所以组织方给当时的寻访设计了相对标准的寻访记录单，上面包括幸存者姓名、住址、性别、年龄、口述记录等许多填写项。“当时受访的老人们一说起大屠杀时的回忆，情绪都很激动，每句话都像在控诉，我们年龄又小，听着听着就容易陷入到老人们的回忆中去，记下的文字也不由自主地带着主观的情绪”，李娜回忆说：“我记得有一次寻访时，一位老大爷当场就把汗衫给脱了下来，指着脖子上的刀伤和背上的枪伤控诉日本兵的残暴，我们听得太投入，反而影响了文字记录的完整性。”

　　寻访是对历史的感性回溯

　　或许正是因为年龄小、寻访经验不足，1997年那次寻访活动虽然规模很大，但调查的结果却是差强人意。在学生们带回来的2460份调查表中，获得专家学者认可的幸存者最终也只确定了1200多名。

　　“现在看来，我们当时的确经验不足，一些调查结果也不符合严格的史料调查标准,如果我们当时再大一些，可能这项工作效果会更好，那样的实体寻访是不可复制的，这些年，当年的大屠杀幸存者也在逐渐老去，想起这些，的确感到遗憾”，李娜说：“但对我们这些参与到那次活动的人来说，寻访可以看成是对历史的一次感性回溯。在这之前，我们对大屠杀的印象多集中在文字和影视作品中，通过对幸存者的访问，接触到这些活生生的人，又通过他们个人的遭遇去感触当年的悲惨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大屠杀的民间记忆在我们这里完成了一次自然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