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讯 在当前复杂背景和形势下，我国要实现高水平、可持续发展，不仅需要夯实经济基础，不断提高综合实力，更需要内在文化力量的支撑，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文化自信。早在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具有三层含义。其一，要更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华文明历史，懂得守正护本的价值，才会有“文化自信”的底气；其二，强调要在“了解历史”基础上努力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更好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其三，强调上述一切的根本目的，在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三层意思相互关联，层层递进，逻辑严密，目标清晰而明确，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明史使人睿智”，在今天信息繁杂时代，明史还能使人自信。在回顾数千年中华历史的过程中，可以真切感悟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同时，从学理上看，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也揭示了文化“传承性”与“创新性”两大基本属性。传承与创新，从来是文化最基本的二维运行方式，二者互为依存、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生命延续不可或缺的两翼。前者决定了文化生命的长度，后者决定了文化生命的适应性和活跃度；没有对本源的坚守传承，文化就会失去根基，就会发生断裂、甚至走向消亡；如果没有创新，文化则会丧失活力乃至生命，就会难以为继。

恪守文化本源，其本质是维护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内核，也是捍卫中华文化的根基和灵魂。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如果离开了文化本体，便没有了自身的标识和身份；而创新转化，则是时代的需要，世界上留存至今的文明没有任何一种不是凭借“创新”发展而来，如果不能融入新的元素，就不可能赓续至今。中华文明之所以从未发生过断裂，正是因为一方面坚守赓续、一方面创新创造，才得以传承发展、历久弥新。

唐宋以来各方面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江南，就是“因文化传承而兴，因文化创新而荣”的最好明证。太湖流域，作为华夏大地上的一个独特板块，从偏僻荒蛮之地成为迄今发展最好、走势最佳、贡献最大的地域板块之一，其快速崛起、后发先至的发展历程，不容辩驳地诠释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性，也是文化赋能社会发展的有力佐证。从源于春秋战国的吴文化、唐宋以降的江南文化，到近代诞生于洋务运动思潮中的工商文化，前后相继相承，文脉清晰，无缝衔接，在历史演进中不断传承、吸纳、扬弃、创新、创造，不仅赓续至今，且生命勃发、活力依然。

然而，早期的江南是一个各方面都远逊于中原的落后地区，偏于一隅，水患频发，泱泱泽国，地广人稀，在北方诸侯眼里，这里是一片荆棘遍布、不宜人居的荒蛮之地。最早出现的楚国、越国，被北方诸侯鄙称为“荆楚”“蛮越”。《史记·吴太伯世家》中，司马迁也将泰伯、仲雍南奔所至的江南称为“荆蛮”。然而，至唐宋时，江南已走在全国的前列。唐代时“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韩愈），是为朝廷的经济支柱；宋代时“苏湖熟，天下足”（南宋民谚），江南更是国家经济最主要的支撑和倚赖；明清时期，江南更成为经济、文化“首善”之区，不仅承担了朝廷30%左右的税赋来源，也成为文化重镇和人才渊薮。1684年，康熙首次南巡写下的“东南财赋地，江左人文薮”，正是江南留给他最真切的感受。

上海的崛起，为江南带来更多文化交流、创新、转化的机会，也更快推动了江南的发展。自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式开埠，短短数十年便成为人口最密集、经济发展最快的城市，因为大量吸纳国内外移民，城市文化“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灵活开放”，极大促进了经济繁荣与文化交融。从1927年设立“上海特别市”，迄今不到百年，上海早已成为世界最著名、最繁华的四大都市之一。追溯其发展机理和动因，正在于上海文化极大的包容性和创新性，这种文化在碰撞中互补，在摩擦中渐趋和谐而最终实现和谐共生。在上海带动下，长三角城市圈相对都呈现出开放、包容的文化姿态，一方面恪守既有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吸纳包容，因此在近代以来的发展和新时期的改革进程中，共同构建起了一个开放的、区域性人文高地和经济高地。正如欧洲著名学者欧文·拉兹洛指出的那样：文化是体现出一个社会群体特点的包括精神、物质、理性和感情的复合体；文化不仅包括文学艺术，还包括社会经济、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人文传统和信仰。繁华的经济背后，必定有文化的力量。

回溯江南地区的发展，“文化”一直是内在的驱动力量。早期，“蛮勇”“尚武”“轻死易发”是吴地文化的鲜明特征，在经历了“晋室南渡”“安史之乱”和“靖康之乱”等多次大移民之后，江南接纳了大量北方移民，不仅成为北方战争难民的避难之所，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护佑之地。大量北方优质人口的迁入，为江南带来了大量人才、资本和技术的同时，也为江南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更为江南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与文化活力，在北方资源和技术的输入下，原本荒蛮的江南，大量湖滩湿地被圩田开发，教育兴起，园林兴建，手工业和民间艺术不断出新、成熟，江南文化内涵也日益丰满，逐渐完成了从“尚武”向“崇文”的社会转型。

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工商”“实业救国”逐渐成为共识。在时代巨变、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江南人最先迈出了探索的步伐，也创出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1865年至1880年，在上海率先出现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和机器织布局等大型官办企业，此后民族工商企业快速兴起、蔚为大观，短短二三十年江南已成为国内工商业的高地。同样，因为文化性格的驱动，在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江南人最早开始了集体经济的新探索，1956年无锡县春雷造船厂的创办正是乡镇企业探索迈出的第一步，凭借“四千四万”精神，江南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大胆摸索着一条发展新路，创造了影响巨大的“苏南模式”，被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苏南生动实践”。延至今天，江南始终保持了较为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从2022年国内人均GDP前十位城市（依次为无锡、北京、苏州、深圳、南京、上海、常州、舟山、宁海、珠海）看，江南地区城市占了70%。可见江南地区对国家经济文化的重要贡献，而支撑经济发展的则是既能守正又善创新的文化。

江南文化，敏察善纳，灵活多变，审时度势，乐于试水，敢为人先，并能根据突如其来的外部变化及时调整自我、快速做出应对，既勇于探索，也善于弄潮，既是一种“勇者”文化，更是一种“智者”文化。这显然最合乎新时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要求。水一般灵动智慧的江南文化既是对传统文化体系的一种补充，也是一种调和。近代百年，江南文明熔铸了各种文化精华，也成功糅合了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今天，对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强调，既是对江南崛起发展历史的经验总结，也应成为江南迈向新征程的内驱动力。

对一个国家的文化而言，传承的基础是“守正固本”，只有在维系文化本源基础上的创新才有实际价值，正所谓“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魏征语）。如果不能恪守文化本体，传承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创新、创造、转化”，则是文化在赓续过程中的必要手段，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新情况，遇到新问题，只有不断创新、融合、突破，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应对新问题的挑战，才能在扬弃和更新中保持文化的恒久活力。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维系不坠，历久弥新，正因其很好处理了“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而江南文化作为“跨东西而溯本源，尊诗性而标新统”的优质文化，完美体现了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两大功能，江南文化的对传统伦理和现代理性的糅合及其取得的成就，充分阐释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必将在“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奉献新的文化因子，提供新的历史价值。

（作者：庄若江，江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