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楼下的小巷子拐角处，有个修自行车的老师傅。

挨着一棵不知道活了多少年又看见了多少故事的老梧桐树，枝影重重。修车摊子，确实像个摊子，一张五米见方，早已看不出颜色的地毯公然铺在人行道上，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从哪里捡来的。地毯上能清晰的看见盲道砖的形状。接着就是把修车的家伙全部摊在地毯上，估摸着有一辆装满工具的推车，一盆近乎黑色的水，还有也是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两张沙发，里面的海绵向外翻着，于是垫了层塑料膜，又垫了层凉板。两张沙发对放着，中间是小小的便携桌，像是在互相吐露心事。那位我至今不知道姓名的修车师傅，长得有点微胖，长期室外工作而导致的褐色皮肤将他微微斑白的两鬓衬都更加刺目了。

到了江南的梅雨时节，雨顺着家家户户的屋檐滴下来，连绵不绝。于是修车师傅便在头顶罩了一块雨布，一端拴在梧桐树上，另一端拴在电线杆上。左高右低，于是地不满东南，在靠近马路的一侧形成了一道雨做的帘，如果不是因为晦暗潮湿，就应该有几分珠帘暮卷西山雨的味道。也唯有这段时间，他摊前的那桶水因为接了一次又一次雨水而变得清澈。

这块不小的雨布遮住了修车摊，也遮住了自制的沙发，更是遮住了待修或是修好的自行车。

所以来往的行人遇到突如其来的夏雨，总会站在摊子里避一避。那两张对看不厌的沙发也总是有人坐着。

但更多时候，坐在沙发里的，只是不知道打哪来要去哪儿的老人家，简陋的折叠桌支棱在沙发之间，上面画着星罗棋布，真的就是直接把象棋棋盘刻在了桌子上，约莫有小孩子掌心大小的棋子大多裂开了几道缝，也许是四处征战太久了，太累了。就像这些来历不明的老人们和修车师傅他自己一样，背井离乡了太久。

我很少能看见师傅休息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人们还遵循着老一辈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勤俭，像自行车这样的大件，更是绝不会轻易丢掉。我现在依然可以回忆起他修车的画面。没有工作的时候，他会凑在沙发边上，或是对弈，或是围观，观棋不语是个好习惯，但就算是他在下棋的时候也很少说话，从来不会像他的对手一样时而激动时而懊恼。有人说他没有胜负欲，不适合下棋，我觉得不无几分道理。自然他的棋艺没有什么长进。一般这时候会突然来个客人，要是一个从来没来过修车摊的新面孔的话，大概率会分不清谁是老板，只看见一群人围在沙发边上看着一局下的并不精妙的棋。但大部分时候是修车师傅眼尖，从熙攘之中看见了客户。他从桌边捻起圆形的眼镜，一只手将眼镜戴上，另一只手已经随着步伐接住了客户车子的龙头。

“车子怎么啦？”

他问的永远是这句话，我不知道仅仅是因为习惯使然或是尽量不使用“车子坏了啊？”这样具有主观性的话。很多车主其实并不知道车子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他们只会描述自己骑车的时候哪里感觉不太对劲。于是修车师傅俨然成了一位医生，要从症状之中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

一般来说，修车师傅听着客户三言两语的描述就能确认问题所在，于是下一步就是检查了。他会戴上已经因油污而变黑的白手套，手指的地方是最黑的，手心则稍微好一些。不一会，他就会告诉客户是哪里出的问题。怎么修，花多少钱，什么时候能修好。我一直以为，能把一件事情讲得如此清楚明白是一项了不起的能力。

到了中午，有时候他会从随身的挎包里取出一份用塑料袋扎好的粉红色塑料饭盒，小心翼翼的打开，用并不干净的裤子边擦擦并不干净的手，从饭盒中取出筷子，两截，压在白米饭上。塑料盒保温效果不是很好，也似乎不够大，米饭都压的很实在，筷子陷在里面。隆冬腊月也没见冒过热气，但他有一个大保温杯，大的像暖瓶，倒在杯盖里喝，热气腾腾，我怀疑他有时会往开水中兑一点儿酒，因为看他喝几口，有时黝黑的脸上竟能透出一点红来，就像是家门口菜市场春节前后卖的春卷皮一般。

那个时候，卖菜卖肉的都在自己的家乡过年，唯独是卖春卷皮的独占了空旷的菜市场，支起了比煎饼果子小上一半的圆铁板，开始用蒸腾着小麦香味的雾气招揽着客人。正像舒婷先生说的那样，房顶上晾干的海带，熬糜的包菜，皮亮心脆的萝卜，肥嫩的海蛎，加上各式配菜，与她所描写的闽南春卷不一样的地方是，南京的春卷一定是有韭黄的，鹅黄色，水灵灵，细长而肥厚的韭黄。一个春卷摊子可以什么都没有，但不能不卖韭黄，就是单独买几把韭黄回去炒个肉丝也是分外的香甜。

我有一回在刚过完年不久修车师傅的饭盒里看见了韭黄，不知道他是不是本地人，因为他吃的很香。

近几年卖春卷皮的渐渐少了，想来也必然如此，如此繁复的工序只能整出几个小小的，不能填饱肚子的春卷，果然如同自己的自行车一样被渐渐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共享单车和新鲜春卷的外卖。这是好是坏？我说不上来。

再后来啊，江苏广电在鼓楼广场那儿修了一座新楼，很气派。但是我再也不能从自家的阳台眺望到紫金山的山峰了，只剩下两侧低矮的山脚，这感觉就像是吃西瓜时别人抢去了西瓜靠近中心的部分，只给你留下一个泛着白的下弦月般的西瓜边。

共享单车突然出现，像是一阵旋风席卷过整个城市，留下了一地荒芜，至今街上依然能看见几辆被据为己有几年之久的初代小黄车。经过最开始的混乱，那些公司像是突然发现了人与人之间早没有了信任也特别喜欢贪小便宜一般开始给车子加上各种安保措施，这才平稳运行了下去。

也就是那段时间，修车师傅突然就不在地毯上出现了，连带着他的小推车像是人间蒸发。我最开始还担心他是不是生什么大病了或者说干不下去了，因为他修车的价格很久都没有随着物价一起上涨过，自己又一直居住在风雨之中，也不知道他能否搞得明白医保和低保。我只见过一次他实在难以维生，不得已立了一块木牌，上面标明了部分修理的费用，往上提了点价格，也婉言拒绝了讨价。但老人们还是聚在那里下棋聊天，从只言片语之中，我听出来修车师傅好像是找到了一个修共享单车的活。

我替他感到高兴。收入肯定是比每天坐在这里零零散散的修车高的。

但没过几个月，他又回来了。南京大学原来几近废弃的天文楼也开始翻新了，地铁又开始施工了。在往来并不是很顺畅的重工卡车的轰鸣和尘土尾气之中，他依然看起来悠闲的坐在那里，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破旧的摇椅。

我很想去问他为什么回来。但虽然我每天数次经过都会观察他，但很少跟他有过交集，想必他也不认识我吧。而老人们聊天的情报网络显然是无比发达。我又是从哪里的闲言碎语中得知，修车师傅有自己的家室，家里人也有稳定的收入，修车师傅挣的这些钱是锦上添花。

全民奔小康，没听说有人来找修车师傅。我很高兴，他家庭原来一直是小康生活，他的风餐露宿真的只是挣外快而已啊。

再后来，南京城的变化也没有什么可以细说的了，有名的景点人流越来越多，里面的建筑也越来越多，我所认识的人都还活着，没听说遭遇了什么重大的灾难。

这就够了。

修车师傅还是风里雨里坐在那里。就像汪曾祺先生笔下王淡人大夫，一庭春雨，满架秋风。大夫治病，他修车。

接着，疫情袭来，那个路口被封了，我在网课期间难得下楼路过，他早就不见了踪影。我也无法可想，在家里面且混着日子。后来逐渐解封，但我已经奔忙于高考六门科目之间，像大人一样无暇再顾及路上的风景了。而且每天晚自习下课回家时早已夜深人静。也不清楚他是否回来了，继续摆摊了。

上大学，离开家乡以后，我从来没有想起过那位修车师傅。但有时会想起南京城，在和同学聊家乡的时候，在自己思乡的梦里。我依然感觉到六朝的风从诸葛卧龙的辞藻间兴起，从历史的河里吹来，一气贯通。但放假回家，我拖着箱子经过那条熟悉的巷子，门面店又换了几家，熙熙攘攘，利利往往。我惊喜的发现修车师傅又回来了，还有那一群老人。桌子又多了一张，这回，一边下棋，一边打牌。我也看见修车师傅掏出了智能手机，戴上眼镜，眯着眼，弯着腰，勾着头，修车时灵活的手指在手机上生疏而艰难的滑动着。但过了几秒，他就摘下了眼睛，将手机往旁边一放。肩膀就挺立起来了，端端正正的坐在那里：“将军”。（中央财经大学 赵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