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讯 作为世界“文学之都”，南京传承了千年文脉，以美育人，以文化人。不久前，“品读中国·南京文学课”第二课开讲，并通过央视频直播。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郦波带来“城头虎踞心中龙蟠——论世界文都与城市精神”的精彩分享。他以两个临川王、两个临川人、两个“749”，将文都南京的千年文脉一一道来。

郦波用三个“两”巧妙地打开了南京城市精神中的“虎踞龙蟠”，串起了从李白到袁枚，从王安石到苏东坡，从汤显祖到吴敬梓等熠熠生辉的名字，梳理了南京城厚重的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妙释了南京成为“天下文枢”、世界“文学之都”的必然性。

两个临川王——

刘义庆和萧宏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

“两个临川王，串起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南京文脉。”郦波口中的两个临川王，均出现在南朝。

第一个临川王是南朝宋的宗室、大名鼎鼎的文学家刘义庆。刘义庆，字季伯，自幼才华出众，爱好文学，并广招四方文学之士，聚于门下。公元444年死于建康（今南京）。他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喜好文学、聪明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

刘义庆在文学史留名，靠的是《世说新语》。《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刘义庆主持编纂的《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由一个个小段子组成，长的不过一两百字，短的只有十几个字，人物形象栩栩如生，故事情节生动有趣。“我经常讲，《世说新语》就是最早的微博体。”郦波诙谐地说。

第二个临川王，是梁武帝萧衍最喜欢的弟弟萧宏。萧宏又高又帅，可惜是个“绣花枕头”。他曾主动请缨北伐，半路遇到冰雹就落荒而逃，导致梁军大败。但他却很偶然地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郦波说，萧宏手下有两名文士，一个是担任行参军的钟嵘，写下了我国古代第一部诗论专著《诗品》；另一个是担任记室参军的刘勰，写下了我国古代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的成名与“出圈”，其实颇有时代色彩。刘勰少时家贫笃志好学，依靠名僧僧祐，学习儒家和佛家理论，撰写《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称赞，授奉朝请，历任临川王（萧宏）记室、步兵校尉、太子通事舍人。郦波说，刘勰凭《文心雕龙》“得到宰相沈约称赞”背后，隐藏着一起著名的“策划案”。

“魏晋南北朝极其讲究门阀士族，正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庶族出身、籍籍无名的刘勰想凭才华出名并不容易，僧祐就建议他，找当时的文坛盟主沈约推荐。考虑到直接见沈约会遭门房阻拦，刘勰就扮作商贩，在沈约家门口摆摊，有一天撞到沈约，就掏出自己的作品请他指教。沈约随手一翻，越翻越惊奇，太喜欢这本书了，以致把它奉为‘睡前读物’。因为沈约的大力推荐，《文心雕龙》才扬名天下，刘勰也得以步入仕途，和昭明太子萧统成为莫逆之交。”

两个临川人——

王安石和汤显祖与南京有着不解之缘

“过去，有个临川人曾三任南京市市长（江宁知府），他爹原来就是‘南京市副市长’（江宁通判）。这个人大家一定听说过，他叫王安石。”郦波生动的话语一下子拉近了大众和历史的距离。

王安石生于1021年，是江西临川人。他17岁时，其父王益调任江宁通判，于是全家老小便迁居至金陵城。王安石在南京度过青少年时代，21岁于南京赶赴开封应试，从此步入仕途，55岁回宁直至66岁终老。辞世后，他葬于钟山脚下。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培养了王安石博大的家国意识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而南京秀美的自然风光则陶冶了王安石的诗情画意和人文情怀。

王安石被列宁誉为“11世纪东方最伟大的政治家”。“王安石是一个拥有远见卓识、思维超前的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改革家，他主导了熙宁变法，其青苗法、均田法等，类似今天的农村信用合作社。”郦波说。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据统计，王安石在南京写的，和写南京的诗词有600多首。

他和另一位文豪苏轼在南京的相遇，更是重要的一笔。北宋元丰七年秋，苏轼从黄州至汝州途中，经过金陵，欣闻故人来，王安石骑着毛驴，到下关码头迎接，两位昔日政敌相逢一笑，不仅恩仇尽消，还成就了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苏轼见到王安石的时候很不好意思，说‘轼今日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笑着说，‘礼法岂为我辈设哉？’后来两人在金陵度过了一个多月的时光，越来越欣赏对方。王安石对人叹道，‘不知更百年，方有此人物。’苏东坡也在《北山》诗中写道：‘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可见情谊之深厚。”郦波说，此次相会后仅一年多，临川人王安石就在金陵病逝。

对南京有着特殊意义的另一个临川人，就是明代著名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郦波表示，“汤显祖是江西临川人，但是他戏曲的启蒙，包括他梦开始的地方，却在南京。”

明朝万历十一年，34岁的汤显祖才中了癸未科三甲第二百二十一名进士，仕途从此开始。他先在礼部观政，次年以七品官到南京任太常寺博士。明朝永乐后，南京是明朝的留都。虽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力，形同虚设，太常寺尤为其中的闲职。然而，当时南京却是文人荟萃之地，诗文家不论，即戏曲家，前后就有徐霖、姚大声、何良俊、金在衡、臧懋循诸名家。汤显祖在此，一面以诗文、词曲同一些人切磋唱和，一面研究学问，作书中蠹鱼。别人问他：“老博士何为嗜书？”答曰：“吾读书不问博士非博士。”

汤显祖总共在南京待了将近十年，因为工作比较清闲，结交了很多热爱戏曲的朋友，受朋友影响，他在南京写下了《临川四梦》的第一梦《紫钗记》，由此踏上了彪炳千古的戏曲创作之路。郦波补充说：“汤显祖最负盛名的《牡丹亭》，虽然并非在南京写就，却在完稿后被他寄回南京，由南京的朋友帮忙完成公演，一炮而红，盛演十年，成为当时南方戏曲界‘热搜榜’第一。”

1946年，赵景深的《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中提到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五个相同点：一是生卒年几乎相同（前者1550—1616年，后者1564—1616年）；二是同在戏曲界占有最高的地位；三是创作内容都善于取材他人著作；四是不守戏剧创作的“清规戒律”；五是剧作最能哀怨动人。汤显祖生活的明朝封建社会，比起莎士比亚的伊丽莎白时代而言，要封闭得多，故而汤显祖塑造出《牡丹亭》里杜丽娘敢于追求自身幸福的人物，更是难能可贵。

两个“749”——

特殊年份是打开“天下文枢”的钥匙

两个和“749”有关的年份（公元749年和公元1749年），在郦波看来，同样是打开“天下文枢”的钥匙。

公元749年前后，“诗仙”李白第二次来到南京，为这座城市留下了著名的《登金陵凤凰台》。郦波介绍，有意思的是，这首《登金陵凤凰台》其实是李白第一次赴南京途中，经过黄鹤楼，却发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此耿耿数年后祭出的超越之作，该诗和李白其他一些作品一起，成为“金陵怀古”诗的发轫之作。特别是其尾联两句“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境界上远超崔颢“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思乡之情，被视为大唐士大夫的精神独白。

崔颢《黄鹤楼》为何能被严羽《沧浪诗话》誉为“唐人七律第一”？重要原因在于，《黄鹤楼》是一首打破格律的拗体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不拘平仄对偶，正所谓“不古不律，亦古亦律”，却因此气格高迥。另外，虽然在写黄鹤楼时李白没能比过崔颢，“诗仙”的第一次南京之行同样收获满满，他在长干里写下的乐府旧题《长干行》，描绘了商贾儿女之间的唯美爱情，被视为“古今《长干行》第一”。

与南京有关的第二个“749”，即公元1749年，则有数条线索交织于此。这一年，自称“秦淮寓客”的清代文学家吴敬梓，在南京完成了伟大的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同年，曹雪芹开始了“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红楼梦》创作。

江宁县令袁枚也在1749年“裸辞”，用毕生积蓄买下废宅“隋园”，更名“随园”，修葺一新、扒掉围墙，把私家园林变成了一个允许百姓自由出入的“公园”。郦波说，这位“美食博主”还经常在随园开美食Party，汇聚“舌尖上的中国”，写了一部《随园食单》，成了当时的美食畅销书，“当年曾国藩一年的俸禄是181两，而袁枚一年版税是3500两，随园成了当时的美食和文化中心。”

袁枚的孙子袁祖志在《随园琐记》中记载：“典试提学以及将军、都统、督、抚、司、道，或初莅任所，或道出白门，必来游玩，地方官即假园中设筵款待。游园之人，以春秋日为多，若逢乡试之年，则秋日来游之人，更不可胜计算。缘应试士子总有一二万人，而送考者、贸易者，又有数万人，合而计之，数在十万人左右。既来白下，必到随园，故每年园门之槛，必更易一二次。”

“袁枚在1749年‘裸辞’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大概1760年之后，袁枚开始招收女弟子，原被视为‘无才便是德’的女性，第一次获得了公共教育资源，这也是人类文献有记载以来第一次公开招收女学生。”郦波说。公元1749年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这一年，18岁的桐城人姚鼐来到南京准备第二年的乡试，次年顺利考中举人，“桐城派”大家的故事由此开端……

“品读中国·南京文学课”第二课最后，郦波的一番话更是让观众心情激荡：“北方中原遭遇危机时，至少有四次，南京成为华夏文明的救赎之地。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无数诗人会在金陵怀古，因为这里是华夏文明内在价值逻辑的重生之地。‘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在时间的洪流之中，无数人在这里，把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绑在一起。只有深切地了解脚下的土地、所居的城市与族群的文脉，才能真切地拥抱家国天下的理想。”郦波说。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邢虹 朱彦